经济政策最终其实也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政策制定者所起草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投资者群体和企业家群体决策的人类共有的行为偏差的影响，只不过因为经济政策制定特有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外界难以对其中的过程进行深入透明的分析。历史表明，对于企业家和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代表性偏差(Representativeness bias)，以及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趋势，对于经济政策制定其实也产生着同样乃至更加重大的影响。

又由于在信息收集和反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差，以及在决策过程中重大部门利益、相互协调、集体决策和官员自身的任期考虑，都有可能把原本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因此，更加深入地关注和了解人类行为及其对于经济决策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很可能可以对于中国成功地应对目前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作出正确的政策应对选择，成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及时和重要的经验和借鉴。（经济学家朱宁，FT中文网）[1]

WTO的三项基本职能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DSM）、贸易谈判机制以及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其中，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成员国间贸易争端、保障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前WTO主要成员就改革问题仍争执不下，争端解决机制也面临停摆的风险，从各国表达的诉求来看，今年我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比较明显。

在WTO改革中，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也会增大，特别是一旦取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外贸将会受到明显冲击。而内部地产刺激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基本面向下，改革开放、减税、资本市场改革等政策面向上，将是今年的主旋律。（《别只盯着中美贸易，WTO改革才是今年重点》，梁中华、吴嘉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2]

3月11日，美国白宫发布了2020年的预算草案，新的草案再次试图削减科学经费，增加国防预算，引起科研群体的不满。美国科学促进会CEO Rush Holt 表示，如此大幅削减科研经费会“破坏美国的科学”。在这份新发布的草案中，特朗普大幅削减了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的预算，减幅约超过12%。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和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经费更是被削减了近三分之一。

与之相对的是，国防部的预算与上年相比增加了333亿美元，增幅达到5%，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则增加了37亿美元，增幅达到7.8%，并且有50亿美元的预算会用来修建边境墙。不过，美国总统科学顾问 Kelvin Droegemeier 为科研经费削减辩护称，这是为了美国长期运营下去的“重要的开支削减”。（《特朗普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要建墙，引科研群体不满》，魏宇心，知识分子）[3]

近日美国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CNBC的记者大卫·费伯(David Faber)对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Masayoshi Son)进行了独家采访。

孙正义：在30年内，事情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一切都会变得更快。我们将活得更长，更健康，过去无法解决的疾病将会被治愈。人类是足够聪明的，我们总是努力适应新的形势。100年前90%的人从事的工作都是农业，而今天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只有5%。大脑的延伸让虚拟和现实之间实现了无缝连接，这也是我们生命的延伸。我们公司正在成为第二大或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商，我看到电力成本急剧下降，它几乎会变得像水费一样便宜。当电力成本变得如此低廉时，它们将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持智能机器人运行，于是收割庄稼几乎就不用花钱，我们的基本食物就变得几乎没有了成本，而房子也会变得非常便宜。

我们只在一件事上投资了1000亿美元，这就是人工智能。在投资的选择上，商业模式必须是令人兴奋的模式、颠覆性的新模式，而且这种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必须足够大。用户的增长必须呈指数级增长，当它们的商业模式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模式，有望成长为绝对的行业第一，这才是我们关注的投资对象。（《孙正义万字访谈实录：未来30年一切将被重新定义》，腾讯科技，财约你）[4]

日本内阁府3月12日在调查世界经济动向的报告《世界经济潮流》中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半成品在中国的出口中所占比例2016年为41.1％，生产资料为31.2％，均比2000年提高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产品所占比例在2016年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正从组装逐步过渡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最大进口对象国，2017年占到美国进口的21.6％，正在迫近1986年日美贸易摩擦激化时日本在美国进口当中的占比（22.4％）。日本内阁府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附加值就会减少，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发达国家的贸易，还有可能影响到亚洲新兴市场国的贸易。（ 《日本报告：中国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日经中文网）[5]

在科尔尼最新发布的《全球高管观点》中，对于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提出的未来10大潜在趋势，全球高管的意见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对于“中国将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认同度最高。超过三分之二的全球高管认为，未来一年民众希望他们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既是企业用更广泛的方式重塑资本体系的机会，也为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更多社会福祉提出了挑战。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连续第二年被全球高管评为最严峻的外部挑战，关税、制裁、民粹主义抬头以及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框架弹性的质疑都让全球经济的短期前景蒙上阴影。

全球高管对面临的潜在风险有一系列的盲点：一是尽管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及其对业务运营的影响有所增加，但他们仍然认为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较低；二是无视采购和供应链策略从全球化向本地化的巨大转变，仍未将供应链管理视为首要任务；三是虽然全球企业普遍把招聘和留住人才视为一项重大挑战，但调研结果仍旧反映出人力资源在运营中的重要性较低。（《全球400名高管对于“中国将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认同度最高》，GBPC，科尔尼管理咨询）[6]

为适应全球化体系下的“扁平”世界，企业纷纷重组为“全球一体化企业”，全球一体化企业需要全面改变企业的战略、管理和运营模式，以便追求新的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和价值输送的一体化。它们必须针对每个市场定制实践做法、流程和产品。在当今这个由算法来决定消费者能看到何种产品的商品社会，企业必须给予消费者一个理由，更为主动地去选择他们青睐的品牌，许多国家的实例证明，消费者对于大品牌的信任度正在下降。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产品设计、生产、组装、分销、消费、售后服务、废弃和回收利用等所有环节的制造内容、地点和方式，而这些改变速度之快，超过任何企业和政府的想象。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那些高附加值、环保且社会形象好的品牌。在这方面愿意提升价值或者追寻这类消费者的品牌商更有机会占据突出的竞争优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二大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呼吁企业放弃主流市场的短期商业回报，而将长期价值提升放在首位。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显然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从全球化时代到多元本地化时代》，GBPC，科尔尼管理咨询）[7]

以下摘自邵宇3月2日在2019中国资本年会的演讲内容：

从经济指标看，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0%。美国有个特点，当任何一个追赶经济体达到它经济总量60%的时候，它就会进行干预，不管是德国、日本、俄罗斯还是中国。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关口。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海外投资能力非常强，但是你不知道，美国在海外是拥有负的金融资产。它以更少的SDR（特别提款权）获取了巨大的金融资产能力，美国是把金融杠杆能力用到极致的核心经济体，这是它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从资源来看，俄罗斯是第一大国家，美国第二，我们远远地被甩到了后面，不是资源强国。

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接收远远超过后面这些国家的总和，所以美国把知识的优势列为优势保护的部分，因为这是服务业贸易以及整个出口核心业绩的来源。其实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看它拿到非和平诺贝尔奖的总数就可以了，美国是远远领先的。这是韩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核心技术的发布水平和大家差距的年份：

（图片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要用一种良性的态度面对全球不可避免的竞争，它是关于经济的竞争，也是关于体制的竞争。（《大国竞争硬科技优先》，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首席经济学家论坛）[8]

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反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拿中美基础研究投入作对比，美国在15%左右、中国在5%左右，坦承自身投入不足，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呈逐年上升态势的背景下，无疑颇显客观理性。近年来，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进步有目共睹，5.68%的占比也已是历史新高，但这一比重与发达国家15% - 20%的占比相比，仍有差距，2012年，法国这个比重甚至达到了24.4%。

要激发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基础研究的活力，构建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就需要对准企业基础研究发展痛点，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平台效应，用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拆除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藩篱，给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勇气。（《长期徘徊在5%”：科技创新要舍得向基础研究倾斜》，梅堂，新京报评论）[9]

尼尔森发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精明消费报告》指出了当下中国消费市场的变迁：一二线城市趋向理性消费，三四五线城市则开始享受消费升级，其中三四线城市海淘越来越疯狂，不少过去只能在一二线城市看到的进口品牌，在下沉市场获得了很好的销量。

（数据来源：尼尔森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

如果想要用更直观的语言来解释下“口红经济”，大概就是日子都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总是要找点既廉价又能调剂生活情趣的小物。2018年一季度，四线城市的电商渗透率同比提高了19%，同期，一二线城市的电商渗透率只提高了1%，这也让生鲜电商在三四线城市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一二三线城市的用户消费习惯，已经细碎得没有规律》，真叫卢俊团队，虎嗅APP）[10]

去年底，CBN Data联合20余家数据源伙伴发布的《2018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勾勒出一幅覆盖互联网全行业的年轻人群消费图谱。该报告敏锐地洞察到：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正在强势崛起，并将对整个消费生态产生多维影响。90后为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不再具有整齐划一的特征，他们展现出更为个性的职业观、生活观和消费观，主张兴趣优先、注重体验、理性消费。这届年轻人不再轻易相信广告了，他们的消费决策行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传统广告的失效或许只是表象之一。

所谓的“市场营销4P理论”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司要遵循市场营销的“ABCDE”，即任何地点（anyplace）、品牌（brand）、沟通（communication）、发现（discovery）、体验（experience）。

重新思考你的品牌，品牌已经不再是一个承诺、形象或者徽章了，对很多公司来说，它应该成为一种关系。将“正直”贯穿于你公司的文化和营销活动中，做到诚实、体贴、可靠、透明，才能得到这代人的信任。（《这届年轻人不信广告了，什么样的营销对95后更管用》，新经济学家和商业策略大师唐·泰普斯科特，华章管理，本文摘编自《互联网原生代》，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11]

3月8日，“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中国金融改革”报告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上海交大举行，黄奇帆发表主旨演讲:

实际上现在存在着三种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这三个问题解决掉,一是货币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这两个利率双轨制，不同的价格可能造成套利现象，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二是货币流动过程中的传导机制不畅通、不顺畅，这也和我们的制度有关，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客观上资金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小微企业，流不到农村。三是货币调控的时候，是以流量型数量调控为主还是价格型质量调控为主？一刀切的时候，就用数量、流量型来做，也和我们的方法和结构基础有关。 

资本市场的供给问题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去年新增融资近20万亿，93%是债务债权，7%是资本股权。这个比例是失衡的。反观美国，去年70%是股权融资，包括私募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公募股权融资，而银行债务融资和债券融资只占30%。美国的企业负债只有GDP的60%多，中国总的所有企业负债总量是GDP的160%，这就是资本市场供给明显不足造成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大直接金融的发展，尤其股权融资这一环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黄奇帆深度解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资本市场六大建议》，21世纪经济报道）[12]

2002年美国政府出版了一个报告，叫《聚合科技改变人类未来》。这是全球68位顶级科学家研究了两年出版的一个报告，第102页上有这样一句话，“聚合科技将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物种”。什么叫聚合科技呢？就是NBICN——

N：nano，纳米技术；

B：Bio，生物技术；

I：Info，信息科技；

C：Cognitive science，认知科学，相当重要。

这四种科技的聚合将会改变人类的物种。泰格马克教授出版《生命3.0》强悍地表达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果达尔文进化论所说的自然演化的生命史是生命1.0，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是生命2.0的话，泰格马克非常自信地宣布生命3.0的开启。生命3.0是人类改变人这个物种的开始，不管是转基因、基因编辑、人工合成生命、表观遗传学，还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都越来越显示出这样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人对物种、对生命的深度干预已经开始。

真正的共同体是连接关系的，会说话的人们肩负着太多的挑战，我们要关照那些不会说话的，甚至不会移动的物种，因为那些都是命。在我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命联网，互联网是命命相连的互联网。（《段永朝：互联网，一场深刻的认知重启》，段永朝，春暖花开）[13]

作为谷歌云上一任人工智能领导者和首席科学家，李飞飞目前在带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并联合指导斯坦福视觉和学习实验室，以下摘自她近日接受的Techer 记者Steven Boyd Sau 专访时的谈话。

李飞飞：当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影响世界时，它就已经不再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一项罕见技术，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教育工作者、社会科学家都应该参与并引导人工智能的未来。此外，作为一项技术，人工智能缺乏多样性，这一学科缺乏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投入，作为将会影响人类的重要技术，人工智能从业群体的失衡是不可想象的。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当输入的信息不准确时，会存在机器偏差的风险，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伤害和不公平。因此，机器学习的公平性也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我们是技术专家，但首先我们是人类，我们应该具有共情力，并且在设计技术时应该考虑这一点。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市场，并预计会成倍增长，这一过程需要更好的数据分析、更好的决策、更好的个性化、更好的推荐，每一个塑造人类生活方式的行业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李飞飞访谈实录：技术专家应当具备共情力》，夏洛特，AI科技评论）[14]

丰田汽车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3月12日宣布达成协议，将探讨在月球和火星等太空探索方面开展合作。双方将运用燃料电池车（FCV）技术，开发在月球表面移动的载人探测车。探测车运用燃料电池车技术，通过换上从地球运来的罐装氢气和氧气，可在月球表面累计行驶1万公里以上。这将是丰田首次正式参与太空项目。

月球表面不仅有陨石坑和悬崖，还要承受比地球上更严酷的温度环境，探测车需要在这种条件下远距离行驶，除车辆的耐久性外，燃料电池和自动驾驶等技术也将受到考验，这将有助于提升丰田的技术水平。丰田副社长寺师茂树表示期待称，“太空开发成为检验强大技术实力的练兵场”。（《丰田在太空项目上首秀，要开发载人月球探测车》，押切智义、加藤宏志、星正道、山田辽太郎，日经中文网）[15]

早在2017年全国两会时，张近东就提出“未来零售就是智慧零售”，2019年两会，他更强调要关注数字经济，并提出要进一步促进消费、振兴乡村以及发展绿色物流。张近东说，今年苏宁计划新开门店15,000家，重点覆盖社区和农村两大市场，新增员工8万人。1个月前，苏宁易购正式收购万达百货有限公司下属全部37家百货门店。

张近东：我相信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唯有创新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只有敢于变革并能坚持到底的企业才能永立潮头。在如今体验为王的时代，决定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就是服务，谁能更好地“钻进”用户心里，谁就是最后的胜者。苏宁2019年将步入“极智”的发展阶段。（《张近东谈收购万达百货、内部赛马》，谢芸子，中国企业家杂志）[16]

以色列当地时间3月11日，Netflix原创内容副总裁辛迪·霍兰德（Cindy Holland）在耶路撒冷举行的INTV大会上，与Keshet集团首席执行官阿维·尼尔（Avi Nir）进行了交流。辛迪·霍兰德透露，Netflix的用户平均每天会花两小时的时间观看他们的节目。霍兰德表示，与谷歌或Facebook等大型科技公司不同，Netflix的首要任务是娱乐观众，“我们不仅在商业模式上有所差异，而且与有线电视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霍兰德还重申了Netflix提高其国际产出的雄心。截至目前，Netflix的服务已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并且该公司80%以上的收购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的。（《Netflix原创内容副总裁辛迪·霍兰德：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娱乐观众》，Elsa Keslassy，界面新闻）[17]

当彩妆加上故宫两个字，就成了一种文化创意周边。这是一种“新消费”，新消费的概念在于以往的消费和商品提供的是商品的物理属性和功能性，今天借助文创这个载体IP，给予了商品更多的精神属性，给它更大的溢价能力，也给了其品牌触达用户的阵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09%，占GDP的比例在2017年达到4.29%。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距离，我国文创产业的增长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

美国《今日美国报》称，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世界头号零售市场；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也发布全球零售和电商预测，2019年中国零售总额预计将增长7.5%，达5.6万亿美元，增速超过美国的总趋势将持续至2022年。除了文创和传统老手艺，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是互联网“创造”出来的新消费、新经济增长点，如老干妈攻入时尚界、马应龙进军美妆界，在互联网的助推下，泸州老窖、老干妈、六神花露水、大白兔奶糖等品牌纷纷开始跨界合作，盒马鲜生作为一个新零售品牌，也在不断寻找老味道和老手艺，让它们走入更多寻常百姓家。（《文创爆款背后，看得见的平台引擎》，丁甜，鹿鸣财经）[18]

格隆汇：“三无退货”这个承诺是有些反商业的，当初百果园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个承诺的？

焦岳：如果只靠宣传，很难让顾客真的接受百果园的“好吃”，但如果你告诉他，不好吃可以退货，顾客反而就能理解了。虽然“三无退货”给加盟商和我们造成一点现实利益的损失，但顾客会更加信任我们。百果园的十六字诀“情感商品、计划经济、动态销管、鲜度比拼”，第一句话就是“情感商品”。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顾客的情感角度去看商品和企业。 

格隆汇：一些直营的零售类企业之所以没有开放加盟，是觉得很难推行自己的理念，为什么百果园能有这么强的管控？

焦岳：选择加盟商时，我们寻找可以共事很长时间的合作伙伴，其他条件都不是优先考虑，理念相符才是最重要的。每周我都会处理很多加盟商的具体问题，我和CEO徐艳林会实地去看，分类、找到解决方案，再反馈给加盟商，我们还请来了日本7 - 11的前高管做百果园的咨询顾问。加盟商和品牌之间会存在一些矛盾，但如果能调和好，也能建立起很好的生态体系，7 - 11在全球有六万多家便利店，它的营运支持体系证明了这一点。（《百果园的“义”字诀》，访谈作者张牧之，格隆汇特约）[19]

曾有个访谈节目介绍腾讯做战略从来只看三年，为什么呢？因为三年后的世界没有人能够看得清晰。我建议大家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长久地关注那些不变的东西，那些底层的东西，那些将技术、技能整合，使它们产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是长久不变的。关注不变的东西，你的核心竞争力才会更持久。不妨试着去思考：在你的行业里，在你整个可能的领域（即由能力、兴趣、心智认知等维度构成的范围里），有哪些东西是不会被替代的，哪些东西是一直需要的，哪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然后，有意识地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围绕它们建立起你的竞争优势和护城河。这是你应对不确定性和变革的重要手段。

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乌卡时代，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要过多考虑结果是什么，我觉得人最大的能力，就是能否接受特别有挑战的生活。（《毛大庆：世界进入不确定而复杂的乌卡(VUCA)时代，我们该如何应对》，毛大庆，毛大庆）[20]

2月14日，95岁的芒格参加了Daily Journal 公司年会，发表了演讲：

伯克希尔哈撒韦能取得巨大的成功，Daily Journal 能小有成就，没什么秘诀，就是追求基本的道德和健全的常识。我们在说某个人有常识的时候，其实是说他具备平常人没有的常识。人们都以为具备常识很简单，其实很难。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重大的机会、属于我的机会只要少数几个，关键要让自己做好准备，当少数几个机会到来的时候，把它们抓住。大型投资咨询机构里的那些人自以为，他们研究一百万个东西，就能搞懂一百万个东西。一个投资者追求超一流的业绩，却大量分散投资，简直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个游戏的玩法是：始终留在这个游戏里，在稀有的机会出现时，别让它溜走。“走正道，路越走越宽。” 此言不虚。

演讲后的问答环节，芒格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他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的水可以，有些聪明人已经蹚进去了。时候到了，更多人会进场。中国的好公司比美国的好公司便宜。”（《芒格最新研判：中国的水可以，聪明人已经蹚进去了，时候到了更多人会进场》，译者：Ranran，雪球）[21]

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 IC Insights 本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存储芯片（主要包括DRAM和NAND闪存）市场景气周期结束，三星电子在2019年的营收可能会下降19.7%。如果是这样，三星将在2019年，失去保持两年的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公司的王位，让位英特尔。

由于存储芯片极高的利润率，2018年Q3半导体业务为三星贡献的营收利润达77.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星的智能手机业务虽然销量全球第一，创造的销售额也高于存储芯片，但同期贡献的营收利润只达到了12.6%。但是就在这个背景下，景气周期突然结束了。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在2018年出现下滑，PC市场增速平淡，这些都是影响存储芯片销售的原因。不过过去三年的暴利，让三星并不缺钱。2018年8月，三星宣布了25万亿韩元（约合221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未来三年中，三星将投资在人工智能、5G、汽车电子零部件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三星进入蛰伏期：成也存储，失也存储》，吴梦启、长乐，36氪）[22]

对于广告策划而言，第一步就是要寻找文化洞见Cultural insight。做营销，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产品卖点和与对手相比的竞争优势，更应关心用户需求和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要知道，文化才是一切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没有对文化的深刻洞见，就谈不上对内容的有效运营。做营销，一方面要think different，一方面则要think big。

只有站在内容的角度去思考，用户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和娱乐，你才能更具创意。当你又懂新媒体，又懂流行文化趋势，又有内容创作能力，你说你不做网红，这不是暴殄天物吗？做网红就是锻炼你理解新媒体和流行文化，以内容为中心思考问题的能力。成为网红，广告人才能走在营销的最前沿。尤其是在互联网、手机、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每一次产品发布会都需要创始人的站台、表演，创始人成为企业品牌的第一流量和网红代言。对于今天的品牌营销而言，内容是基础入口，人格是重要表征。决定品牌能否成为超级流量的核心要素，是用人格化的内容表达体系，去与粉丝形成深层次的连接机会。（《广告人必须成为网红》，空手，空手）[23]

《维度》联合腾讯财经对过去一年消费者的维权状况做了调研，回收有效问卷11,655份。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一年，91.6%的消费者都曾遭遇侵权，其中超半数的侵权行为发生在网购领域，但仅有37.1%的消费者选择维权。

《维度》也发现，整体来看，近4成（36.90%）消费者不维权的原因是担心维权周期长，“投诉了也没人处理，白白浪费时间”。而95后中却有33.51%的消费者都是因为“投诉无门，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维权”而放弃，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段。（《3·15维权大数据：9成消费者遭遇侵权，网购、房产是重灾区》，木木，腾讯财经）[24]

大多数大企业将要因为其僵化的体制，以及无法驾驭员工在追求事业时所带来的能量和热情而垮台了，除非它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解决组织中所属人员的治理和管理问题。企业的雇员是它们的主要资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在需要时被使用的人力资源（一个令人沮丧的词组），他们理应被视为个体、公民，而不是臣民。

如果在某些方面有人能比自己做得更好，那就应该花钱请他们来做，只要他们不在你的全职工资单上，也不占办公场地，比如在餐饮、物业管理、会计、计算机甚至人力资源方面。这样组织就可以只保留自己的核心员工，即那些可以真正被称为组织里的成员或公民的人，把那些派遣性质的员工留在组织之外。贡献了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精力的员工在影响公司决策方面，与那些借钱给企业的人有着同等的权利。（《80%的人没有真正参与组织工作，你还在专制管理吗》，查尔斯·汉迪，华章管理，本文摘自《第二曲线》，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5]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会邀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谢克海详细阐述了“iPODAR”理论的核心思想。

谢克海：iPODAR模式即以日常运营为基础（i），找到顶级人才，落实“谁上谁下”（P），培育让员工想干、能干的组织环境（O），通过调研给出清晰的区分（D），最后采取坚决的行动（A），为组织带来满意结果（R）。一定要想一想在你的周边有什么人在核心指标上有毛病，基于人性不变，如果核心指标缺失一项的话，你就知道谁应该是被淘汰的。总结起来，原则上说：排名倒数的D类人，建议解除合同；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C类人，不能承担管理岗，他们可以被人领着干活；B类人不能放在核心岗位；对于A类人，要发现并清除假A。

能干的环境产生想干，想干产生会干，想干、会干循环放大，若想打破这个循环很容易，只要把“能干”去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根据我的实践观察，一流的企业抓能干，二流的企业抓想干，三流的企业抓会干，刚入门的企业抓考核，所以提示五：创造能干、想干的环境。（《谢克海：“人才战”靠什么胜出》，谢克海，领教工坊，职升）[26]

现在大学都在做一件事情——终生教育。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个调研，研究大学毕业后的20年，所学的东西被淘汰的过程。他们发现，如果学习的力量不够，个体被淘汰的时间大概就在45岁到50岁之间。因此，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件事情：只要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它提供未来20年的终生教育。反过来，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开始做开环大学，延长你的毕业时间。

苏格拉底有一个很著名的“对话”，当苏格拉底发现他没有办法教学生，怕他教的东西会错，就采用了一个叫作“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 他不断地问，学生不断地答，不断答的过程引申他又不断地问，最后答案是你自己得到。这就是现在哲学上最高智慧采用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学习的描述，一定是你自己去寻求答案。接下来是创造需求和面向未来的时代，很多东西没有答案，你创造出来的就是答案，所以今天比以往有更多的新机会和更多的可能性。（《陈春花最新演讲：学习是个人化过程——痛并快乐着》，陈春花，春暖花开）[27]

每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我们今天的情绪其实跟小时候的情绪有关，是过去的经验造就了现在的自己。行为先于意识，而自由意志很可能是个错觉，它可能只是我们大脑中的一个“解释者”在讲故事。大脑并不是靠各神经细胞的信号来测量外面的真实世界，大脑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组合计算方法，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体验到某事情，大脑比你先知道。

因此我们常说，大事情是listen to your heart （听从你的内心）、小事情是listen to your head （听从你的大脑）。不重要的事情，大脑会告诉你怎么去做，而那些会影响你一生的重要事情，要问你的心，它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大事 listen to your heart，小事 listen to your head，洪兰，混沌大学）[28]

马云曾坦言阿里第一大产品是员工，“我们的员工强大了，我们的产品自然会强大，我们的服务会做好，客户才会满意。”腾讯把人力资源本身当成产品来运作，以产品管理的模式来管理人才。马化腾说人才是腾讯最宝贵的财富。

在小米创办的头两年，小米团队从14人扩张到约400人时，乎所有员工都是前Google、微软、摩托罗拉、比亚迪、百度、金山、联想、阿里巴巴等公司精英员工。雷军找人主要看两点：一要最专业，这样能保证我要放心把业务交给你，你要能实打实做出成绩来；二要最合适，要对所做的事极度喜欢，这样就会有很强的驱动力。小米刚成立时，所有的员工都投进了钱，雷军说这就是相当于给自己找了70多位老板，每一名员工可以随时去他的办公室问他，现在公司发展得怎么样了。（《雷军：成事在人》，笔记侠，内容整合于创新创业观察、MBA中国网）[29]

（策划 / 汇编：杨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