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包政，包子堂创始人，人民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导，清华大学EMBA营销讲席教授，《华为基本法》主要起草者之一，深度分销和社区商务理论的开创者，中国德鲁克思想研究的权威

来源：包子管理学堂 （ID:bosstan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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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荣耀归于希腊”，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古希腊文明，直接影响着当今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希腊的自然哲学观和学说思想，经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以及新教伦理的传播，推动着西方社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结束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锢，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观及其学说思想，也自然成为西方科学革命的基础。

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包括牛顿革命和达尔文革命，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伴随着自由贸易和殖民地扩张，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成就，西方社会最终从宗教神学、进而哲学中挣脱出来，确立了“科学理性”和“科学信仰”。牛顿学说中的方法论和达尔文学说中的世界观，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形成。因此，用合乎逻辑的方式去解读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学习或研究管理理论，至少可以满足我们的知性要求。

01

自然哲学的影响

1.哲学探索的动因

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在自由地思考着“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逐渐形成了“寻求上帝”和“了解自然”两个基本主题。一方面，人类受自然知性的驱使，凡事希望找到确切的答案，尤其希望弄明白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如何建立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希望确立近乎真理的“世界观和生活观”。人类的天性，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就是要弄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真相，相信任何事物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着某种内在的秩序或有章可循的。当人们不能解读客观事物的意义和秩序的时候，会感到不安、困惑和焦虑，甚至郁闷。这也许就是古希腊哲学的起源。

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仅仅200年的时间，希腊人在探索“人与自然”的过程中，发挥出极大的文化创造才能和力量，在文学、艺术、建筑、数学、教育、政治、哲学和科学领域，建立了自己的成就和荣耀，并直接影响后来的西方文明。尤其在哲学领域，古希腊哲学家对于世界本质的思考，进而对于世界统一性及其规律的探索，直接影响着西方世界的思维，以及现代科学的诞生。

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生活，让人们一次又一次体验到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体验到无奈、困惑和痛苦。恍惚中意识到一种超越个人自由意志的力量存在；这种外在的力量，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导致人们愿意接受先知们权威的启示，愿意接受上帝的旨义，追求和谐的社会和善良的人际关系。由此产生了宗教及其伦理观念，并支配或影响着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支配力和影响力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基本社会信仰保留下来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称之为“宗教理性”或“道德理性”，由一系列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构成。

宗教神学是人们意识的产物，是慰藉人类心灵的手段，而不是解决“理想和现实”冲突的手段。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紧张感，只能缓解、无法消除。人类最终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困惑。借用《圣经》的教义，“上帝只救那些能够自救的人们”。古希腊人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确立了基本哲学判定，包括世界观和生活信仰。确信“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鱼、鸟和植物，都以某种方式形成秩序，但却不是相同的方式。对于整个系统而言，情形却并非如此，事物与事物之间并不是没有什么关联，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明确的关联。所有事物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形成秩序的。”

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直线影响”了现代西方文明以及科学研究的思维。可以说，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两者一脉相承；现代科学研究的基因存在于古希腊的哲学之中，存在于人类的知性之中。人类的知识理性或科学精神，归根结底在于探索事物的真相和成因，跨越不确定性的障碍，赢得人生的自由和从容。

2.宗教神学的束缚

希腊文明及其科研思维的影响，一直延伸到马其顿统治时期。马其顿的统治者亚力山大大帝，师从亚里斯多德，继承和推崇希腊文化；在“希腊化”的城邦中积极推动各类理论学科的发展，包括哲学、数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语言文学、地理学和艺术学。当时，在埃及建有最早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亚力山大图书博物馆”。该研究机构设有天文台、动物园、植物园、解剖室、实验室和50－70万册藏书。亚力山大之后，希腊化的过程并没有中止，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区、希腊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为止，时值公元前2世纪。

尽管罗马帝国自称是希腊传人，但在理论研究和哲学探索领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这样。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西罗马于公元5世纪灭亡；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帝国，从君士坦丁大帝算起维持了一千年时间，于公元1453年灭亡。这个时期，宗教神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哲学依附于宗教神学。加上贫困与动荡，西方的各个学科研究处在停止状态，史学家称“中世纪的黑暗”。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只有神学家或经院哲学家，他们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苦思冥想的思辨家，或远离世俗而靠近神权的思想家。

大约从11世纪起，西方人解除了外来的侵略，生活状况逐渐好转。罗马教皇为了强化对世俗的影响，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开始创办大学，主要目的是培养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几乎垄断了行政职业和文化职业。到了12世纪，首批大学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建成；接着是13世纪，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建立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陆续形成类似的大学。这些大学都具有合法的身份，属于自治团体。主要课程除了继承教会学校的传统的文科外，还另加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等学科。教会学校的文科，包括三个基础课程，即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四个高级课程，即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

当时的大学课程体系还是比较简单的，客观上需要更多的理论知识充实其间。随着大学的建立，教会开始系统翻译古希腊的哲学著作，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在大学中传播古希腊的学术思想。从那个时期起，真正开始了西方社会现代理论研究的历程。也就是说，西方的发迹是从创办大学，传播古希腊理论学说思想开始的。应该指出，在教会主导的大学教育和研究，开始只对哲学的进步有意义，还不可能引起科学研究的社会冲动和社会风气；哲学进而科学并没有从神学中游离出来，获得独立的性格。

3.学术思想的解放

重提古希腊学术思想，令西方人感到震惊。那些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先哲们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见解，以及探索知识的学术研究精神，对于西方学术研究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说亚里士多德在4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70本著作，每年4本著作，可谓博大精深。但是，翻译古希腊圣哲的思想，加强理论教育，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神学，没有构成对宗教教义的挑战。相反，神学主导下的教学与研究，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继续服务于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维护。古希腊学术著作和哲学思想，从传播到引起社会兴趣，进而转变为对宗教权威的否定，转变为对新知识的热情，以及对科学研究的热情，是需要人文动机和历史动因的。

探索“自然法则和人生哲学”，原本并不需要从艺术领域入手，不需要从建筑、雕塑、绘画和诗歌入手。然而，历史的演变路径总是这样，弯弯曲曲；在这弯弯曲曲的表象事件背后，隐含着内在的动因。14世纪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只是一件历史的表象事件。显现出来的是意大利商人，以及达官贵人对文化艺术的喜好，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乐意资助和支持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创作。

事件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令人失望。导致社会知识精英及艺术家怀疑神学的真伪，以及对宗教神职人员的不良行为产生不满。他们开始关注于改变现实生活状况，而不是寄希望于来世。凭借着各自的艺术天赋和知识才能，在宗教以外的领域，探索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倡导快乐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世主义的人生哲学。同时，怀疑世间的一切是否由上帝安排的？上帝是否管人事？我们信奉上帝的意义何在？这种疑虑必然导致“天人分离”的结果，为哲学探索，以及其它学术研究，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独立出来提供了机会。这也许就是西方社会在经历中世纪之后，转向古希腊哲学，及其科学研究的历史成因。

“文艺复兴”这个词是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们原本希望“再生古典文化”，由此来改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然而，当西方少数知识分子找到新知识的来源时，实际上是对宗教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对“知识来源唯一性”的一种挑战。即通过别的方式和方法也可以获取新的知识，宗教教义和神学观念并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而且，这种认识进一步意味着，改变现实生活方式需要新知识，传统观念和权威教条只能维护而不能改变现状。这就使文艺复兴注定要成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打破神学思想体系的禁锢。

后来的事实表明，文艺复兴实际上成为一场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运动。其人文主义成就，使很多人成了学者，成了知识工作者。他们体验到了知识的价值，以及知识的源泉；并懂得如何应用方法获取新的知识。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他们以发展新知识为己任，从事学术研究。不再从宗教教义或神学定论出发，而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学术成就出发，寻求新知识，所谓“言必希腊”。从而，促进了物理学、数学、博物学、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形成了最初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学术小圈子，形成了独立研究的科学家，或者说注重实验和检验的学者群体，以及学术研究风气。

正是由于文艺复兴引发的“社会化理性意识”，导致后来的宗教改革，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秩序和教会文化的基础，动摇了经院哲学家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中的垄断地位，解除了宗教神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禁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最终使哲学以及学术研究，从神学中独立出来。同时，也使学术研究有了明确的功利动机，即为人的需求服务；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发挥潜能的欲望。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于，“对于人本身和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视比中世纪的世界观更能推动海外扩张”。

02

自然科学的荣耀

1．自然科学的发端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欧洲处在政治上分崩离析的状态。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地中海和中亚地区，关闭了黑海的通路，把空荡荡的海洋留给了欧洲人，留给了基督教徒。这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西北欧商人来说，非常不利；决意积聚力量，开拓海上通路，与东方世界建立联系。当时的基本想法是，继续维持香料、还有丝绸和瓷器的贸易；并寻机找到东方的基督徒约翰，对中亚地区，以及穆斯林异教徒形成东西方夹击的态势。从此，西方世界翻开了“坚船利炮”的历史，走上海外自由贸易和殖民地扩张的道路。

1498年，当达•伽马驾船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港的时候，意味着海上冒险事业的利好前景；意味着新的动物、植物和人类社会被发现，以及传统的观念和假设被打破；意味着人们需要更为精准的地理学和航海术等等，从而刺激了天文学的发展。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从天文学起步，从社会实践上说绝非偶然，从理论探索上说也绝非偶然。早在古希腊时期，有关天体运动的命题已经存在，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和学说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古拉•哥白尼的努力，在于用数学形式表达了太阳系各行星运行的相互关系。哥白尼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成功地在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第一次开辟了从哲学到科学的通路，史称“哥白尼革命”。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发表于他逝世的那一年，即1543年。

哥白尼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忠实信徒，信奉用数学来表达理论的完美。导师诺瓦拉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极力主张复兴毕达哥拉斯主义。哥白尼遵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思想，认为圆球体是几何学上最完美的形式，一切物体无不追求这种完美的形式。而圆球体自然会运动，圆球体的运动自然也会按完美的形式作圆周运动。哥白尼依据这一哲学思考或假设，对各天体运行轨迹和周期进行反复推敲、观察和计算。最终刻画出一幅完美的“天体运行图”；并对古希腊哲学家托勒密的理论做出革命性的修正，把太阳置于天体运行的中心，各行星和地球围绕着太阳作匀速圆周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哥白尼“日心学说”，并因此冒犯了罗马教廷，于1616年被禁止。

哥白尼的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地心学说”以及经院哲学的基础，开启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大门，使科学最终得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形成西方至今依然领先的自然科学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科学通过经济领域的革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使西方社会加快了物质文明的进程，一举获取世界霸权地位。

伯特兰德•罗素认为，世界上的三大哲学文明，欧洲、中国与印度都各有特色。欧洲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见长，发展了惊人的物理世界的科学。中国擅长探讨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发展了和平的历史与优雅的文化，目前却遭逢现代化的困境。印度长于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在自我深层意识的理解与表达方面，发展了无与伦比知识，但同样面临现代科技进步的挑战。

在罗素那里，哲学是理解一个社会文明的钥匙，而不是科学和神学。科学和神学不同于哲学，各有自己的范畴和机能。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的范畴，一切超乎确切知识的教条都属于神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是要探索一切未知的新知识，然而在人类心灵深处感到困惑的问题，几乎科学都回答不了。神学的目的是要建立基于传统和启示的社会信仰，然而，所有神学认定的确切答案和权威信条，都将受到科学的重新审视或检验，并一再受到科学及其科学知识的挑战。在神学和科学之间不确定的知识领域，需要哲学的思考。是哲学上的系统思考，满足了人们对不确定性未来做出合理解释的心理需要，引导人类展开社会实践，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

2．自然科学的革命

哥白尼只是一个沉湎于抽象思辨的数学家，他的学说并不合乎天体运行的实际状态，本质上属于哲学思辨以及由此带来的知性，包括分析、推理和体系化。作为一种科学，需要系统的观察和分析，透过客观事实把握内在规律或事实真相，并可以进行验证或预测。在哥白尼之后不久，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埃完成了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收集数据或事实。据此，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科学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或手段，独立于哲学之外而自成一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利略发现望远镜，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学这种依靠“理性方法”而不是“个性权威”获取知识的特性，导致后人把“科学”定义为一种方法，一种理解客观事物真相和成因的“方法”。艾尔•巴比就是这样说的，“本书还是要给科学下一个定义：我们把科学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理解和学习我们周围事物的方法”。这是片面的，尽管真理或正确的知识，源于方法的科学性或严谨性，源于理性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把“方法”理解为科学的全部；科学的存在价值是“内容”，是“系统的知识”；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取“确切的知识”或“经过检验的知识”。

这种片面性导致后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偏差，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又称“庸俗经济学”，偏向于数理逻辑，偏向于数学化、工具化和技术化。失去了理论科学本身应有的思想、见解和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思辨以及对整体统一性的理解，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哲学和科学一脉相承，科学离开哲学思考，将失去思想源泉；反过来说，哲学离开科学的实证性研究，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说，充其量只能启迪人们的思维；弄不好是一种荒谬的猜测，误导他人。

哥白尼并没有完成天文科学的革命，确立现代天文科学。这项事业后来经布拉埃、开普勒、加利略和牛顿最终得以完成。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地位，改变了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和文明进程。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社会随着科学的进步，最终解除了宗教的魔咒，使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科学信仰的基础之上，包括连哲学也转向了以科学信仰为基础。

布拉埃是一位天文工作者，先后服务于丹麦皇家天文和布拉格帝国天文台。对行星运行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记录，获得大量的一手数据，临终托付给了自己的助手约翰内斯•开普勒。开普勒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经过数学运算获得天体运行的三大定律。开普勒为了表达对哥白尼的尊敬，以及承认他的贡献，给自己的科学巨著取名为《哥白尼天文学简论》。开普勒学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力”的空间传递，只做了数学演绎，而没有给予经验事实上的证明。他的学说也没有在天文学界产生显著的影响，人们无法接受“运动”和“力”可以不通过接触进行传递。

之后，意大利人伽利略•伽利莱在“数学的动力学”方面迈出了最初的、也是最难的一步。于1632年发表了他划时代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的成功在于懂得如何通过实验积累“事实层面上”的数据，然后加以数学推演；换言之，把实验归纳和数学演绎，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建立了动力学，即运动物体的科学，打通了从哥白尼、开普勒到“牛顿革命”的通路。同时，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方法。

伊萨克•牛顿最终完成了天文学以及物理学的革命，于1687年首次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是科学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著作。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即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构成了统一的体系，可以对物理世界的一切变化做出解释和预测。大到天体运行，小到钟摆运动。在西方人眼里，牛顿的出现，混沌的世界开始变得有序，神秘的自然不再令人感到恐惧。有人惊呼，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有人戏言，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一定是个“数学家”。

这段天文学进而物理学的革命历程，以及从博物学家约翰•雷《从创世的工作中看上帝的智慧》，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生物学的革命历程，表明科学探索是一个前赴后继的过程，需要几代独立科研工作者群体在公允的命题上的持续努力；进而，需要打破宗教神权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束缚，包括对科研工作者的约束。这恰恰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即思想和个性的解放；后来的新教主义又为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

自由和独立，对科学研究工作及其创造力的发挥是十分重要的。按照管理学家德鲁克观点，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自我引导的。巴纳德把写作当作业余爱好，却写出管理学的传世之作《经理人员的职能》；亚当•斯密为了消遣，打发时间，写成《国富论》，成为经济学之父。

3．科学理论的力量

科研主要是指理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能改变世界，理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新知识。科学必须与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种种因素结合，才能形成决定性的力量。科学及其科学研究的发生，还必须要有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实际需求。就像足球明星一样，要是没有球迷，世上没有人会花一辈子的时间跟一只球过不去。借用伯尼埃观点，穆斯林世界缺乏科学的原因是，缺乏试验性的、可检验的科研观念和愿望。这表明理论科学研究服务于教育和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领域实践的重要性。

西方世界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东方的基督。更多地看到的是那些冒险家，肩负着君王的使命而去，腰缠着真金白银而归。这对西方人是一种莫大的刺激，使之意识到以往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已经改变；“昨天”不同于“今天”。昨天穷困潦倒的冒险家，今天成了女王陛下的座上客。可谓一夜暴富、名利双收。

人们自然想到的是，“明天”也将不同于“今天”；加上新教伦理的洗礼，即相信依靠现实的成就，能够获得救赎，成为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这一切，激励着西方人抛弃过去安贫乐道的生活，狂热地投身于发财致富的事业。这也许就是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每一个人都闪烁着“金灿灿”的眼光。

整个西方社会转向海洋的历史并不光彩，包括以非经济的强制手段，殖民地扩张政策和坚船利炮，迫使其他国家打开国门和市场。与此同时，随着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先是英国，后来是整个欧洲被动员起来了，从家庭手工业，到大规模的工厂，开始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史家称“工业革命”。西方各国从海外获取廉价原材料，加工成工业化的产品再卖到海外，包括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确立了基于自由贸易的“盈利模式”。

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技术革命”，从而使科学有了用武之地，显现出理论科学的内在的威力。首先是在英国的纺织业，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迫切需要依靠机器来代替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确保纺织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尤其相对于印度和中国的竞争优势，从而尽可能多地获取超额利润。

1773年，织布工人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飞梭可以使一个工人独自完成织布工作，而不需要帮手。1765年，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纱机，并以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又称珍妮纺纱机。随着机器代替人力，为动力的导入，进一步提高机器运行的效率，以及规模化生产制造，奠定了基础。1771年，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使自己的工厂效能和规模得以迅速扩大；1779年，纱锭数扩增到几千个，工人数增长到300名，实现了家庭手工业向规模化工厂的转变。同年，1779年，纺纱工人萨缪尔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又称“骡机”，为大规模工厂实现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782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第一台蒸汽发动机，真正实现了“以机器代替人力”，瓦特本人也被誉为“工业革命之父”。178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随后在矿产业、冶金业和机械制造业，也引入了蒸汽动力，实现了机械化和现代工厂制。英国也就成了世界的工厂或工业基地。之前，博尔顿就意识到这一点，鼎立支持瓦特的研发工作，表现出一个企业家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当英国国王问起博尔顿在忙什么时，回答说“陛下，我正在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国王大惑不解，博尔顿解释说“是力量，陛下。”

瓦特的真正成就在于，自觉应用自然科学理论于技术研究和开发领域，使科学和技术历史地结合起来了，这是西方工业文明优势保持至今的内在原因，也是瓦特本人能够超越同时代人的根本原因。瓦特钻研过力学、数学和化学，并做过系统的实验，仔细计算过汽缸的热效能。他懂得依靠理论，弄清事物的原理，指导实践或研发。他不同于传统的工匠，即依靠反复试错，摸索经验，提炼技术；使技术始终停留在“经验性成规”的层面，上升不到理论，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借助于现代科学理论，展开大规模实践，包括技术开发，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切始于瓦特，始于牛顿革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此的解释是，人们受牛顿学说的启发，意识到“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以分解为少数简单而统一的、有理性的人能够发现的定律。随后人们就开始把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包括思想和知识在内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物理领域”。

在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乃至古希腊自然哲学观的影响，人们努力寻找人类社会的内在秩序和法则，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领域发展，形成了“经世济民”的宏大理论，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效地指导着社会的实践。当然，也有一些人文方面的理论学说，貌似科学，甚或披上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外衣，显得严谨、规范而不容置疑；实际上毫无指导社会实践或启迪人们智慧的价值。

社会领域毕竟不同于物理世界，人们在探索社会领域的内在规律或法则、原则等等的时候，深深感知到“追求真理”和“创造幸福”之间的冲突。如果社会存在着客观真理，那么生活期间的人们会感到幸福；反之，人们感知到的幸福，应该合乎社会运行的内在法则。

遗憾的是，伟大的凯恩斯说，天堂是美好的，走向天堂的路是由“恶”铺垫的。据此论点，可以推断，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尤其是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观念，实际上已经影响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预期和选择，从而影响着社会运行及其公认的游戏规则。

由此而论，社会领域的法则，存在于人们的共同预期之中，存在于人们的共同价值立场以及思维方式之中。按照中国人的老话，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门社会学科或学说，无论多么合乎逻辑、多么合乎自然之必然、多么合乎客观理性等等，最终都是可以还原的，还原到作者或学者最初认定的价值立场或价值前提，还原到最初的社会需求或个人动机，还原到自然哲学观和自然科学观，亚当•斯密也不例外。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或解读现代社会领域各个学科和学说思想的关键，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

03

经济学科的成就

1．人类社会的财智

在人们的观念中，“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应该由经济学来承担“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和任务。在亚当•斯密之前，西方世界一直崇尚“重商主义”思想。1621年，英国学者托马斯•曼发表了《论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完善了重商主义的理论。该理论把货币从而贵金属，当作唯一的财富形式。认为经济活动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攫取财富或货币、黄金白银。一国的富强，关键在于多卖少买，或多收入货币，少支出钱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或国家就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确保货币更多地流入国内，更少地流向国外。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5－17世纪，西方世界的列国一直奉行着重商主义思想，包括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一直推行着重商主义政策。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贩卖黑奴、走私鸦片、掠夺黄金等等，都是重商主义思想的产物。重商主义实际上表达的是西方社会贵族以及投机商人阶层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诉求。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产业竞争能力和实力的强化，工商业资本家的阶层逐渐兴起。他们更希望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公平。更希望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格局，而不是国家干预、垄断贸易和非经济掠夺。尽管重商主义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但至今为止，依然是西方列强对外贸易乃至金融政策的基石。尤其在南北方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自由贸易”。

重商主义背后的理论假设是，国别之间的贸易关系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一国财富的增加，就是另一国财富的减少。换言之，把国际贸易当作是一种“零和”的博弈关系，赢家所得，就是输家所失。这种理论的假设，是和人们的直觉相联系的，或者说，是有直觉经验支持的。即市场交易本身不创造价值，以及商业利润来自“低进高出、贱买贵卖”或称商业投机。而这种假设是片面的，没有从普遍联系中把握事情的本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揭示了财富创造的秘密。

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是“物质”，是可供人们消费的物质或商品，而不是重商主义认定的“贵金属货币”。物质财富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扩大国民财富的关键是，在商品交换基础上，深化“劳动分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深化“社会分工”，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增加物质财富，增加货币收入。只要分工不断深化，市场就会不断扩展，收入就会不断提高；反之，也然。

而且，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每个生产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围绕着市场的“有效需求”展开竞争。竞争促进每个生产者努力完善自己，包括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情，发挥自己优势、才干和创造力，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竞争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化，以及社会分工的合理化。亚当•斯密的理论，转变了西方人的财富观，启迪了西方人、乃至全世界人的财智；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提供了基础理论，被誉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牛顿力学。

市场交换基础上的分工，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扩大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以制针业为例，说以前一个工人一天生产不出20枚针；现在的制针业，把制针过程分为18道工序或18个操作步骤，分别由10个工人担当；一天能够生产48000枚针，人均4800枚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0倍。

后来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强化了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边际利润率。这就是著名的“规模经济”理论。这一切，十分契合工业化的实际进程，令人叫绝；诸如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改进和发明新的机器，导入蒸汽动力，所谓“以机器代替人力”，然后是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工厂制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加快了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速度，等等。

也就是说，斯密所描述事情真的发生了，斯密的理论真的转变为现实；使人不得不相信，社会领域同样存在着内在规律或法则，甚至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西方或资本主义社会，怀着理性的精神，以前所未有的信心，憧憬着未来。

2．经济领域的危机

西方社会憧憬的美好未来并没有出现。在自由经济原则上建立的“经济人社会”，企图通过“经济自由”带来“社会公平”，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相反，随着大工业的出现，经济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使社会大众对市场机制、以及对实现社会的经济目标失去信心和兴趣。产业社会内部的冲突，主要是劳资冲突，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不再相信资本主义是好的，不再相信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和生活方式是可靠的，甚至是虚幻的，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在秩序上的全面危机。

工业文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社会”，代之以工厂或企业为单位的“工业社会”。在以往的社会中，家庭成员分享着共同的生活，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还可以自然延伸到经济、政治、宗教、伦理、科学、教育，甚至军事等一切领域。

大工业借助于企业或社团法人的组织形态，在“技术－经济”的层面上，以更高的运行效率，不断瓦解“家庭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不断改变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单身赴任、背井离乡、集聚于新兴城市等等，不断瓦解“家庭社会”的伦理基础。工厂或企业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必须像以往的“家庭或家族”那样，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伦理组织”，并长期保持自身的稳定，保持自身的存在价值与理由。否则，整个社会就无法保持长期的稳定。

在1850年以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清楚企业的性质和责任，以为企业就是一台挣钱的机器，劳动者就是机器上的零部件。劳动者不是企业组织的一个成员，只是被资本家雇佣来的一双手；企业也不是那些背井离乡劳动者的生存平台和心灵归属。企业的管理，进而企业的有效组织，还只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一直要等到企业遇到真正的麻烦之后，才会逐渐被填补。

工业社会及其企业组织，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伴随着专业化分工、追求规模经济，以及自由竞争，毫无节制的自由竞争，使一些企业倒下，使另一些“百战余生”的企业变得更加疯狂；竞争不断升级，竞争升级不会因企业的不断倒闭而停止下来。整个工业社会只能容忍着企业之间的竞相扩张，展开价格大战。结果是利润率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普遍地下降，最终整个工业社会显现出“利润的平均化”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在工厂主或企业老板的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做大生意，赚取更多的利润，避免工厂倒闭，自然的办法是扣克劳动者的工资，延长劳动者的作业时间。当年美国劳工一天要工作12小时，甚至14小时。在工厂主的脑子里，这没有什么不妥，劳动者是自己雇来的帮手；挣钱的生意，与别人无关；做买卖的事，自己说了算。谁要是不乐意，回自己的家去。

工厂主把事情想简单了，那时的劳动者已经成为“职业群体”，已经有家难回了；企业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生存的平台，就是他谋生的场所；离开了企业工厂，谁也没有活路。对职业劳工群体来说，没有别的去处，他们如同是以往家庭的成员一样，现在已经是工业社会及企业的一名成员，一个职业劳工群体；在工业社会及企业求职谋生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企业老板或工厂主任意降低工资标准、延长作业时间，是强盗行径，威胁着劳动者生存的权力。对劳动者的职业群体来说，他们没有退路，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团结起来，组成工会，展开罢工，争取自己的权益，从而引发工业社会内部大规模的冲突。

法律是整合社会的一种力量，一种观察得到的标志性力量。1884年，美国和加拿大联邦贸易组织不得不做出决定，同意从1886年5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期就此平息事端，这就是“五•一”劳动节的由来。1886年，美国总工会（The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AFL）依法成立，标志着工业社会两大主体的对立统一机制已经确立，标志着工业社会开始从混沌走向有序。

3．管理实践的产生

受法律限制，工厂主或企业老板，已经不能用扣克工资和延长作业时间，来阻止利润率的下降了。19世纪末，美国有一批机械工程师转向工厂管理，史称“效率工程师”发起了效率运动（Efficiencymovement），开始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

最早是一批效率工程师，企图通过对生产作业过程各个环节的改善，来提高效率或利润。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麻烦，意识到生产作业工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作业场地。他们的工作行为受自己的动机或心理因素支配。因此，不能像对待机械装置那样去驱使人的工作。

然而，这些效率工程师没有自己的管理理论，只能借用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把工作中的人定义为“经济人”，发明了“计件工资制”。企图通过简单的经济利益杠杆，调动人的工作动机，协调“工作中的人”和“人的工作行为”。结果事与愿违，工人们对不断降低的“工资支付率”，表示强烈不满；并采取集体行动、予以抵制，史家称“集体怠工”。

这就有了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的问世。泰罗认为，在“集体怠工”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原因，即“劳资对立”。他正确地指出，劳资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劳方依据“劳动力的消耗”获取报酬；资方依据资产经营的能力，包括控制成本和提高销售收入来获取利润。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方有理由降低“工资支付率”，即降低单位作业量的工资含量。这对劳方来说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接受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消耗必然是增加的，因此，工资支付率也必须随之增加，而不是减少；劳方有理由抗拒资方，采取不合作的姿态，以阻止工资支付率的下降。

泰罗认为，必须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建立“劳资两利”的条件或基础，减免冲突；这就是著名的“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泰罗相信，只要减少“多余动作”，就可以减少“单位作业时间”，或减少一个作业量所需要的“劳动消耗”。就可以在劳动消耗一定的基础上提高产量；或在产量一定的前提下降低劳动消耗。据此科学管理的方法，缓和劳资矛盾，实现利益上的“对立统一”。结果令人失望，1909年，威特吐温兵工厂引入“泰罗制”，1911年爆发工人大罢工。劳方认为，效率的提高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实际的好处；相反，导致收入差异上的不公正，以及管理上的专制，把工人当作机器附属，无视人性等等。至今为止，人们依然把“泰罗制”和“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企业组织中，不仅存在着劳资之间的利益对立；而且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不同利益群体，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对立的。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在组织的层面上，有效地处理各方的利益关系，保持各方利益的均衡，才能维持组织内的长期合作关系，谋求企业长期的稳定和发展。换言之，单纯在“工作层面”上，是不可能解决劳资对立关系的；必须在“组织层面”上处理劳资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泰罗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管理领域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心理学”的渗透相联系。并没有在组织层面上有所突破，包括1927年至1932年的“霍桑试验”，只是停留在“工作层面”及“工作效率”的层面。霍桑试验的初衷，是想弄清楚改善作业条件，导入福利制度，以及降低疲劳等等，对提高工人满意度和工作效率的意义。结果没有获得预期的证据，没有证明以往“科学管理理论”的有效性。

这就预示着需要新的理论，也确实有许多学者，企图建立相应的学说，对霍桑试验做出合理的解释。其中包括梅奥（Mayo）和罗德里斯伯格（Roethlisberger）。然而，霍桑试验连同各种学说，使后来的管理大师，如巴纳德、西蒙和德鲁克确信“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组织机构的能动性”是社会活动的基础。并确信“经济人的假设”不再有效；确信就事论事地处理生产作业过程中的“人与事”是难以奏效的。需要建立“组织理论”来系统地指导实践。借用巴纳德的话说，在这之前，人们“并没有更多地去理解正式组织，也很少把正式组织视作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特征，也没有把正式组织视作构成社会自身的主要结构”。

04

管理学科的地位

1.经济学科的偏差

现代经济学，在追求“科学理性”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理论形态；却舍去了人类社会中最关键的命题，即“组织与人”，与经济领域的实践脱节，为后来管理学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机会。

随着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深化，使“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科”的建设成为必要。经济学要想占据指导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并成为“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必须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组织理论”。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因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在“组织实体”中进行的；通过企业组织的有效运作或管理，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创造物质财富。可是，亚当•斯密认为，“企业或经济组织”只是人们追求生产效率的一种结果。这是一个含糊其辞的错误论断，导致“现代组织理论”的缺失，导致“经济学”和“管理学”后来的分歧或脱节。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逐渐转向“以资源配置为中心”，构建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强调“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或资源配置方式”在财富创造中的绝对作用。进而，创造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来调解供求关系，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实现资源在“生产者或厂商之间”的合理配置。

这本身并没有错，马歇尔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把“企业或经济组织”当作一个“功能实体”，虚化了“企业或经济组织”的存在；无视“企业或经济组织”在培养人才，传授知识和技能，深化分工协作体系、协调人际关系和系统创新等方面，对物质财富创造的作用。而在马歇尔那里，“企业或经济组织”是抽象的，抽象掉了“组织与人”的存在形式和内容；企业或经济组织被定义为一种“协调机制”，一种在“思维观念”上存在着的空泛概念，或者是一种资源要素；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要素配置在一起，发挥协调的作用。

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庸俗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的偏见，即把利润当作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实际上资本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资本只是一种资源要素或条件。

由于马歇尔在“分工理论”上的片面发展，使经济学在观念上摆脱了“组织实体”的约束，甚或摆脱了社会实践的约束。把“企业或经济组织”抽象为“生产者或厂商”，把“组织中的人”抽象为“劳动力”或定义为“经济人”，逐渐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移向“资源配置”领域，并按照西方科学研究的标准或规范，导入数学分析的方法，进行逻辑实证研究；使经济学的外观形态，变得很像自然科学甚至数学。

英国的罗宾斯（L.Robbins）据此明确界定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即按照人们的目的，把“给定的资源”配置在不同的用途上；并断言这是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问题（1935年）。然而，在那些关注社会命运的学者看来，比如博尔丁（KennethBoulding），经济学已经蜕变成为一门“见物不见人”的“纯学问”，不关心人的社会行为，只关心商品的交易行为；无法客观而真实地反映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全貌。随着现代大型组织的兴起，经济学科在“组织理论”上的缺失，越发显著而难以容忍。

与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观点不同，钱德勒（AlfredD.Chandler，生于1918年）的研究表明，大型工商企业是“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或扩大规模的结果。换言之，市场“交换”的深度和广度，是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也是规模经济的前提；所谓“只有大市场才能培育大企业”。钱德勒的研究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他经过对美国食品、烟草、化学、橡胶、石油、机械制造和肉类加工行业的发展历史的审慎研究，发现只有那些把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结合”起来，并能够对生产和分销全过程进行“协调”的企业，才能成长为现代大型企业。

事实表明，那些单纯追求“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分工、扩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以及谋求利润”的企业，并不能顺利地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为此，钱德勒把自己的理论，冠名为《看得见的手》（1977年），以强调组织协调和管理功能的重要性，强调建立管理学科、去指导社会实践的必要性。

钱德勒认为，专业化分工只是基础，现代大型企业的本质是“协调”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随着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的扩大，企业“从内到外”的协调将变得困难。凡是那些不能协调起来的企业，必然导致失效，表现为大量的存货积压、资金占用、降价促销或存货贬值。

“协同”涉及到人的自由意志、价值立场和情感诉求，这是企业或经济组织的本质属性，也是“管理”的核心命题。依靠管理实现有效协同，是一个企业或经济组织的力量源泉，是财富创造的内在秘密。钱德勒的研究澄清了一个事实，即企业或经济组织并非是虚拟的，企业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是财富创造的实体和源泉。

至此，人们已经清楚，企业或经济组织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认识到社会再生产循环，并不是在“生产者或厂商”（虚化概念）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企业或经济组织”（客观实体）之间进行的。

企业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一个主观能动的主体，并不是一个被动选择的客体。按照早年非主流经济学家萨伊（J.B.Say，1767--1832）和熊彼得（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观点，企业家及其有组织努力，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关键，是财富创造的关键环节。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来源于组织，来源于组织起来的力量，来源于企业家的“管理和创新”能力。

在经济学领域中，有关企业或经济组织的命题，直到1931年以后，才被个别西方经济学家所关注，这就是科斯（RonaldH.Coase，生于1910年）。科斯原本对“产业法”感兴趣，自然的择业是律师。1931年他参加了伦敦商学院的一次研修，初识亚当•斯密“看得见的手”，即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最终使消费者能够获得最需要的产品；而且，整个经济体系是通过价格决定机制来协调的。科斯是一个有科研精神的人，他推崇奈特的名言，“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他涉猎经济学的目的，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科斯对各产业及其经济组织是有质感的，他不相信生产者在决定生产的时候，会假定目前的价格和成本在未来会维持不变；如果这样，势必会导致价格和产量的不断波动，这是一个悖论且不符合实际情况。经过对英国的养猪业者的实证研究，科斯的怀疑或假设得到验证，确认生产者并不静态地看待即期的价格；相反，生产者知道未来的价格体系不会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惊人的时候，他们的预期是未来价格要下跌。

这表明每个生产者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意志，或预期、偏好、以及对未来“机会成本”的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萨伊和熊彼得的观点，即企业家的自由创新意志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按照德鲁克的解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于，用同样的资源创建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这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那年他21岁。这正好佐证了一个常识，即原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文章的基本观念是，如果市场或价格决定机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企业就没有必要存在。因此，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依靠管理实现组织内资源的有效配置。

文章发表以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大约经历了50年的时间，随着科斯的理论逐渐形成，他的思想才被同行所接受。1991年，科斯因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威林在颁奖典礼上大加赞誉，说科斯的理论“大幅度地改善了人们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虽然我们花了相当长时间才了解到这件事。”

科斯的故事告诉我们，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组织理论”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的缺失致使经济学科变得不完整；换言之，“组织理论”或这部分“画面”的缺失，使我们无法在思维形态中形成一幅完整的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图像。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科，包括科斯以及后来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内，始终没有发展出“组织理论”。这个任务最终由非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完成。

2．组织理论的形成

现代组织理论，始于巴纳德（C.I.Barnard，1886—1961）的《经理人员的职能》（1938年）。这是一本传世之作，具有“哲学特征”。巴纳德认为组织是人们寻求合作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人们为了突破个人在“资源和能力”上的限制，追求更好或更高的目标，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合作的途径，建立协同关系。当这种协同关系有了“共同的目标”和“社会性协调规则”时，协同关系就逐渐稳定下来，转变为稳定的协同体系，这就是“正式组织”。

巴纳德把“组织”定义为“人的协同行为关系”。认为如果个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满足个人的欲望或动机，就不需要借助于组织的力量；协同就不会发生，组织也就不会产生。由于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而欲望却是无限的，欲望是有生命的；因此，寻求与他人合作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协同机会和组织行为就成为常态。

一个组织要想存在下去，需要建立相应的条件，包括共同的目标、贡献的意愿和信息的沟通；并依靠“社会性规范”，去协调或维持组织成员之间的协同。如果协同不存在了，组织也就瓦解了。建立社会性规范，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是管理的任务，是经理人的职能。

西蒙看到了巴纳德理论的价值，他应用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对巴纳德的“组织理论”进行了改造，确立了具有“经济学特征”的组织理论，这就是《管理行为》（H.A.Simon，1948）。该书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推崇，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的著作有一个副标题，“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以表明他对组织的基本理解，即组织力量，一个组织区别于另一个组织的力量的来源，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依靠管理行为，使组织成员对共同目标所做出的真心实意的承诺。

西蒙认为，生命的法则是“均衡”，是保持生命体的内在平衡。维持一个组织的生命，关键是保持“价值和贡献”的均衡。包括组织向员工提供“价值”，提供地位、权力、资源、信息、机会、名誉和报酬收入；员工为组织做出“贡献”，贡献出绩效、知识、经验、技术、方法、热情、信念、智慧和思想观念。

“价值”来源于组织目标的实现，“贡献”来源于员工目标的实现，来源于员工的利益动机和情感动机的满足。保持“价值和贡献”的均衡，就能维持组织的存在。后来，人们把这思想概括为“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并认为这是企业组织中的核心命题。

保持组织均衡的关键是，确立并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和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基于“事实”、只能基于“价值”，对有关“企业命运的整体目标”做出选择；而组织中的每个成员有着各自的“价值立场”。

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的决策前提，需要共同决策的“价值前提”。换言之，组织成员只能依据共同的“价值前提”，做出共同的目标选择，并愿意为共同目标做出承诺和做出贡献。离开了共同的价值前提，组织成员无法达成共识，无法真心实意做出承诺为共同目标作贡献，组织随之失去力量，表现为管理的脆弱。

后来人们把价值前提称作为“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建立“价值前提”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管理者的介入，需要管理行为的介入。只有经过管理阶层的持续努力，才能逐渐发育出共同决策的“价值前提”，才能使一个组织形成真正的内在力量。

3．管理学科的确立

德鲁克（PeterF.Drucker，1909－2005）早年写有《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和《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1943年底，他接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进行为期18个月的专题研究，弄清楚战后的企业应该如何管理员工。通用汽车公司相信德鲁克有这样的思维高度，能够提出合乎未来工业社会客观要求的建议方案。德鲁克不辱使命，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组织理论”，发表于1946年，这就是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一书。该书为“管理学科”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以往的管理领域，逐渐摆脱混沌状态，显现出理论上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德鲁克基于对巴纳德和西蒙的“组织理论”，进行了“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改造，主张“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协同关系；“组织”还必须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如同一个组织的“共同目标”，不是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简单加总一样，社会共同的目标也不是各类组织机构目标的简单加总。如同一个组织共同目标的确立一样，社会的共同目标的确立，也不是基于事实的，而是基于价值的。当一个组织在确立共同目标的时候，必须合乎社会的正义，满足社会的需求；就像个人服从组织一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个百年企业，往往是一个道义集团，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集团。

组织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器官，组织的功能和表现，必须受到社会机体的约束并满足于社会机体的客观要求，必须按照社会的需要组织起来。至少每一个组织机构必须回答，要使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怎样的表现，应该做出何种贡献？否则，组织就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和理由。这种来自于社会及相关组织机构的责任，是先于任何一个组织而客观存在的，组织可以对此做出选择，而不可以忽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代表社会机体存在的工商企业，是先验的，应社会的需要而生；企业或经济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企业或经济组织发挥社会功能、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不能把企业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公司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或社区的管理者。德鲁克特别强调应该把现在的“商学院”更名为“管理学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管理的对象应该是，员工的成长、组织的机能、企业的价值或事业的基础；而不是商务、交易或买卖。

一个组织能否把社会责任落到实处，转变为组织的行为，发挥组织的社会功能，关键在于把组织中的人或工作者，当作组织的一个成员，当作一个职工，而不是劳动力或雇工。并按照一个社会的基本信仰和道德准则，把组织成员组织起来，使组织成员能够依托各自服务的组织机构，获得社会的身份和地位，履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发挥个人的天赋和才干，提升自身的价值和成就。

只有通过这个过程，一个组织才能为社会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的生活品质作贡献，使社会责任落到实处。以往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实践告诉我们，忽略组织的这个基本性质，忽略工作者的存在，以及他们做人的尊严、归属感、社会身份、社会地位或公民的权力，是企业或经济组织和产业社会内大规模冲突的根本原因。

德鲁克确信自己的“组织理论”是有价值的，为了把组织理论和价值主张，落到组织形态上去，转化为组织的管理实践，他进行了长达30年的努力，写成《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1973年）。《管理》的问世，表明德鲁克已经完成了对社会问题的系统思考，他心目中一个和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图像已经表达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鲁克的《管理》，是构建在社会发展的蓝图之上的，至少可以说，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之上的。《管理》的问世，也表明德鲁克已经把“组织理论”融合到系统的“管理学科”之中，使管理学领域，包括管理的方法、手段和技术，以及有关组织“行政、人事、计划、财务和商务知识”融合在一起，获得了“统一性”。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而伴随我们左右；现代社会的前途系于“管理”，系于组织机构在管理上的有效性。即依靠管理的功能，维系组织机体的存在，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也只有管理、以及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有可能处理复杂的组织过程，确保现代组织机构和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

德鲁克的意图是要提高“管理学科”的地位，使之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一门指导社会实践的学科。应该说他所奠基的管理学科及其管理知识范畴，更加接近企业及其管理世界的真相，更加合乎现代组织的发展趋势，更加具有指导社会实践的意义。

德鲁克很清楚，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还很年轻，只能算作一门“新兴学科”，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正等着人们去探索。然而，理论界似乎对此存有疑虑，按照理论界的科学标准，管理还算不上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许多知识并未得到科学的检验，充其量只能算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也许是这个原因，人们习惯上把德鲁克归入“经验管理学派”。

管理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管理世界“真实而客观”的图像，是由人们共同的自由意志创造的。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并不完全合乎“科学理性”，也不完全适应实证逻辑的方法。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本质上是一套用于指导管理者实践的“公理体系”，包含着“道德理性”和“制度理性”的成份；管理学科的真理性，以及管理实践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阶层的品格、才干和使命感，以及组织成员在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上的一致性程度。

这也许就是管理学科的特点，这个特点并不排斥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不排斥用“数理逻辑”的方法，去检验管理的实践经验、知识和见解。相反，只有经过检验的系统管理知识或理论，才能唤醒人们追求真理的良知，才能统合人们的自由意志和道德信仰，才能形成组织起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