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决策视点（ID：jueceshi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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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上梁永安的视频《为什么我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一代？》引发了近700万人的关注。

可以说，在这个快餐化的时代，梁永安给我们提供了从“内心看世界”的新的视角。 前段时间，“躺平”这个词很火，好像我们的年轻人变得很佛系，其实西方和日本也有这样的状态，像日本所谓的低欲望社会。
 
但西方，包括日本的这些状态要分正反两方面看。
 
因为他们完成了中产化的阶段，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就会有这种很平的状态，比如日本的低欲望或者下流社会。
 
我们刚开始市场化改革时，很多人获得暴利以后，就拿着个大哥大，没事也拿出来，好像有一种我有我优越的感觉。
 
但是到中产阶段就没有这个余地了，要变成大资本家的可能性很小，要往下沉也没有什么忧虑，因为有社会福利制度。像在欧洲，60岁以后就可以拿退休金了，要炫也没有炫的余地，大家互相之间比不了这些东西。
 
另一方面，大家都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差异在很多细节上，比如你喜欢插花，他喜欢什么，但是结构差别不是太大，无非就是选择不同。
 
但是中国就不同了，我们现在14亿人，底盘相当大，真正能够得上中产阶级的大概有两亿人。
 
美国社会的财富差距也很大，比如130多万个家庭占据了全社会28%、29%的财富，其中的13多万家又占据了这里面的30%，也很集中。但是这个集中不能把它变成个人的，比尔·盖茨这五六百亿要给儿子继承的话，遗产税要70%。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有所谓的中产阶级陷阱。
 
一般来说全世界有一个规律，人均GDP在1万-2万美元之间，是社会大冲突的年代，蛋糕来了，大家谁切多少。
 
去年我们是1.2万美元多一点，在往上增长的时候利益怎么分配，分配机制在哪里，就很重要。
 
现在教育资源也在集中，我们每年招生，从小县城来的越来越少了，省城利用各种优势，把全省各个地方的好老师都集中起来，一些县、一些地区好的老师、好的生源都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机制上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使社会同步往前走，因为我们中国太大了，还各地博弈，产生了巨大的不均衡。
 
联合国认定的全世界发达国家有33个，最后一名是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人均GDP也达到了1.8万多美元。那些人均GDP超过2万的国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倒退的，说明它的社会中轴建立起来了。
 
现在我们的教育背景、文化发展背景不均衡，特别需要能人，就像改革开放80年代一样，需要先富起来的。
 
对这些能人要给一个机制，为什么现在反复强调“两个凡是”，要调动社会的发展，当然是要靠能人、靠企业家精神。 回到个人身上，我们现在父母拿大钱，按照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给孩子买房子什么的。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父母拿出资源里面的小部分，也可以是很小的一部分，让孩子躺平两年。
 
应试教育的时候，孩子一直在学校里，沿着那个路子走，在文化上面从来没有一个跨度，就是换一个活法会怎么样。目前中国社会特别需要文化流动，比如大学毕业让孩子去西部，甚至国外、非洲做做义工、志愿者等。
 
英国青年把它叫做工作性旅游，等于拉开一个距离，让你沉淀一下、回看一下，反思一下原来的生活，这对于精神成长帮助是很大的。
 
未来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像以前那种大进大出的基本劳动力，而是特别有活力的青年，这个时候光在单一系统里是没有什么可反思的。
 
如果你花几百万、上千万在上海给孩子买个房子，就干脆拿出个五六十万，全世界可以转好几圈了。
 
当然不是让他空转，《人类简史》里说工具、技术和认知三方面要协调，缺了一环都不行。比如说他喜欢绘画，那就拿着手绘然后全世界到处走，把见到的东西画出来，画的个过程就是一个沉淀、静心的过程。
 
但是这个很难做到，一方面广大底层恐怕很难承担让孩子去躺平一下，这是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另一方面，家里让你上了一个大学，你还是需要向上一代甚至家庭的其他给你提供学习条件的人一种回报，这就不光是钱的问题了。
 
当然社会有“二八定律”，20%的人带动80%的人，这些有条件的家庭我觉得要有一个新观点。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转变、人的培养是最难的，所以要给他这么一个资源、机会，让孩子有一种不同的心路、不同的体验，我觉得这是眼前的中国社会很需要去做的。
 
也有的家庭是这样做的，大城市很多孩子暑假的时候就出国，去各种漫游，效果很明显。我们以前自主招生，老师跟学生谈一些课本之外的想法，一些学生侃侃而谈。而且自主招生进来的学生，和统考进来的学生相比，可能高考成绩比他们低，但两年后的成绩是更高的。
 
也不是说全民大家都去躺平一下，不可能，但至少10%的家庭是有这个条件的。
 
那剩下的80%、90%，怎么做呢？
 
创造性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物质条件，一个是精神文化条件。二八定律或者九一定律，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问题，所谓的那些“八”“九”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是迎接文化冲击的。
 
一个乡村的孩子进入城市，他受到的文化冲击明显比城里的孩子大，激发的东西也更多。
 
非洲的原住民文化多元性也是超过殖民者的，因为作为殖民者，白人是有优越感的，是由上往下俯视，所以在自己的单一性里很封闭。
 
但是当地的部落民不一样，他们一会儿要面对西班牙人，一会儿要面对英国人，一会儿要面对法国人，在这个过程里，他的文化体会与积累丰富很多。
 
但他还在生存的压迫性里面，没有余地去沉淀自己，也没有余力去书写自己，只是在基本的生存竞争里面，没有输出的能力。
 
但是“一九”或者“二八”的关系就是这样，所谓的启蒙就是光，在这种文化的变革里面，你可以输出一种你自己的探索，输出你的同构性，就是那个物质条件释放不出来的很多积累。
 
我在面临全球化的时候去各地漫游，这时候释放出的精神是我打开了，知道了自己的局限，也知道了自己的宝贵。在文化大跨度里面，我有一种大航海的精神，对那个东西提供了释放。
 
你我现在面对世界，需要去做一个突破的人，这样大家就在一个时代里获得共振、获得共情。
 
我富起来，然后带着你富，这是一个别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精神互动的过程，大家获得一种同样的打开。
 
像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它的意义在哪呢，为什么那么多青年看？那些青年物质条件比他差很多，但也获得了共振。像简·奥斯汀写女性，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条件没她好的也有强大的共鸣，就是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这里面一定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有一种很深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精神上大家彼此尊重，也自我尊重。
 
广大底层的人其实他不是底层，只是他的精神财富没有被自己看到而已，处在自发性里，而不是哲学上讲的自明性或者自觉性。 现在的人们好像缺乏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其实从原始时代开始，人就有内心深处丰富的东西，他们有很多想象，但是当代世界的青年更加不一样，眼睛里都是灵动的。
 
八十年代的人知识不足，根本没有见过全球化，所以单纯、容易燃起来。九十年代之后，特别是加入世贸之后，中国跟世界的连接多了，包括各种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所以人就空前丰富起来了。
 
但现在我们处在转型社会，把很多东西压到个人头上，以前房子、医疗、上学都是国家包的，现在不是了。
 
所以个体必然会以个人的感触、直接经验来看生活。不管怎样，他的知识、见识、经验，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内在的杂物化，也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
 
第一代这样的人肯定不可能进入一个特别明晰的阶段，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这个也想得到，那个也想拥有。
 
这个得经过起码四代人的沉淀，才能对生活的理解、生命的理解建立起新的共识，知道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而且在资源扩大、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四代以后可能人均GDP都8万美元了。那时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现在完全是两回事，那时你能听懂全世界，短时间内可以到达世界各地，人类整个空间和时间都在重塑。
 
这一代年轻人在这个过程里，也会对物质该向什么方向走有新的探索，让物质做物质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
 
以前是人在做物质的事情，流水线上敲敲打打的都是人，现在汽车流水线全是各种机器人，很多宾馆里也是机器人送东西，所以将来人类的历史终于要开始了。
 
但是当下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焦虑感，因为以前一代一代都一样，但今天的人要适应一种新哲学、新生命，特别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在寻找自己的各种可能。
 
当然这个过程里可能也会有痛苦的时候，在古典时代，世界没有形成多元的普遍意识时，你的不一样就是对别人的否定。
 
比如说，日本有个作家写的《败犬的远吠》里提到，那种又漂亮又能干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是对所有女性巨大的威胁，女性最恨这种人，证明自己结婚、相夫教子很愚蠢，她们特别希望看到那种人的悲剧，过得凄凄凉凉。
 
现在的人在这个时代，应该是看到不同的生活觉得很高兴，他有他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在差异性里获得一种自己的安顿。
 
但现在还普遍没有这个状态，今天的人痛苦在什么地方，别的人走那么大的宽门，说你自己走窄门等于在否定自己。
 
苏格拉底当时在雅典就是因为“搅和”大家的生活，最后被判什么亵渎神明。但是今天人们的需求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家在物质生产这一块的比例越来越下降。
 
实际上我们很多青年慢了一拍，还转不过这个弯，还在卷，其实要建设的是说新故事的能力，要阅读、要体验，要有跨度。
 
现在有很多人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其实它是个实践问题，要打破的话，需要有一种想法，实践是产生思想的。在一个相对的潮流里面，如果你想获得一些结论、价值的概括，是需要在生活里面社会化、历史化、现实化的。
 
如果你真正地跑到乡村支教，去扶扶贫，就能感觉到非常直接、很具象的问题。
 
比如说平等，你可以立刻感觉到那个人活得那么野蛮，为什么要给他平等。从社会学角度看，他为什么形成这个状态，你又要从机制上去理解，这时候平等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可能是一条社会漫长的道路了，需要去做大量的变革或者改良或者渐进式的变化。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问题世界，你在这里可以介入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的改变我可以做什么，做什么能获得价值。
 
一个人真正看得远、想得通，其实是看到了这个世界的问题，而且是很具体的。
 
你热爱某方面或珍惜某方面的东西，投入到那里面，比如说教育、生态保护、科技创新或者其他的什么，才真正地开始你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里你才能够有自己的逻辑，把生活里的追求与现实里的问题逻辑发生关联。这是一个青春时代需要体会和渗透的问题，但我们大部分人被隔离了，从学校出来直接就去找一个好工作，跟现实的可能性其实是避开了一些。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践起来非常凝重。我们这么大一个共同体，14多亿人，它的改变就是人力改变，变得慢。
 
庄子的《逍遥游》，小雀在树间跳来跳去，变得很快，但它只能在这个树上跳。但是鲲鹏转无数圈才慢慢地起来，一飞就是几千里。
 
我们民族的命运也是一样，不要嫌现在慢，可能还要转四代，要有一种宏观到微观的转变，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共同体里面，不是你这一点的改变，整个社会就会改变。 茨威格说：“人最大的幸运就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你一生的热爱。”
 
这个热爱是靠试错才能找到的，因为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只有不断去尝试，到最后才能把最珍贵的东西，把你这一生应该去做的事情找到，就像苏格拉底说的让年轻人去找最大的麦穗一样，这个需要对生活无限的真诚。
 
而且这个不是遇到的，是等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回过头看，在过程里面各种各样都有所体验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某个东西是你放不下的。
 
爱情也是一样，但是事情可能还有机会重新去选择，人再重新回溯，大概率是回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人的结婚点跟他遇到自己最值得爱的那个人的点始终匹配不起来，要不然就过去了，后来结了婚，要不然结婚以后遇上了。
 
所以我说90后、00后这一代是最不适合结婚的，他们很大概率是碰不到那个对的人的，除非下一个决心，这一代是空白的。
 
到第三代就好办了，他们有前面那么多人的积累，有整个社会文化的故事，就知道找什么样的人了。
 
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干扰，在重重压力下可能考虑房子、父母的意见。但再往前走两代，代际关系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在美国的时候，孩子结婚也会听父母的，但父母的意见无非就是一个轻微的参考意见，因为每代人是为自己活着的，绝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想法，我们到了第三代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了。
 
但是今天机制没有形成，你的生活、房子、上学，都是上一代人的付出，所以他对你的介入是决定性的。
 
而且这代人是被农业社会的最后一代人哺育出来的，有很多是两个人共构的，所以这代人归根结底很难有一个很现代意义上的、非常自由的、非常浪漫的、非常舒展的爱情，这一代人的条件说到底还是严重不足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你真的对感情、爱有一种理解的话，又变成了最好的时代，因为在奋斗、同甘共苦的过程中会相互打开，迎接时代的各种冲击和激荡，但问题是有这个认知很难得，如果处理得好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恋爱时代。
 
我们这代年轻人的爱情尽管在目前获得不了，但我估计到了中年的时候就真正开始恋爱了，开始大量的重组，因为后面的人对他的推动很大，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那样。
 
那个时候社会也不一样了，20年后你可以想想整个社会的状态，所以很可能出现一个巨大的情感浪潮，在中年时代爆发出来。
 
现在也有人说爱情变得快餐化，不止爱情，很多人在生活中也追求快餐化，效率至上。
 
其实我们应该快慢结合，不能光慢，也不能光快。我们受的教育都是龟兔赛跑，比快的。
 
我们为什么不比慢？比慢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深的生命哲学，因为我们的人生很短，如果比慢的话，生活里的细节建设、深度体会瞬间就把握来了。太阳下影子是怎么移动的，树叶的细微变化等等。
 
今天的这种快餐式是为了快，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提高效率。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可以把车开到麦当劳的窗口，不用下车就能拿到餐，然后开车就走了，因为你在赶路，那个时候适合效率化。
 
以往我们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快不起来，所以改革开放时中国要提速，像深圳提出的“时间就是生命”。当然这也是粗糙化的，来不及建设细润的生活方式。
 
物质发展到今天，要开始建设新型社会了，就是城市化的、中产阶层社会。它是有细节的，不光是有形的细节，比如喝个咖啡，里面仪式上各种各样的调配，都需要慢慢体会，更是有无形的、精神的东西，我们心理上会有一种新的审美，这需要你能够看到世界的时间和空白，从心里去体会不同的瞬间、不同的差异、不同的变化。
 
去年获得《新周刊》翻译奖的何雨珈，她包里面随时带着一个望远镜，为什么呢？她每天到什么地方，都会拿着观鸟，很有意思。
 
我们说这个世界慢下来，靠什么慢下来，就是它的丰富性。在大千世界里，在有生命的世界里去寻找自己的喜欢，就需要慢。
 
我觉得不要抱怨麦当劳等快餐式消费，倒是在路上匆匆吃个麦当劳，然后奔向观鸟，是很好的。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做确定的自己，尽量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是《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封面上的一句话。
 
现在的人过早地把自己固定了，一开始想上什么学校，毕业后想找什么工作、买什么房、干什么活，魔方人生还没转，自己先固定了一个模式。
 
但随着社会发展、科学发展，全世界不断出现新因素，造成人的流动。如果我们在流动中去寻找世界、寻找自己、创造新生活，就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未来引领中国的人，不会是单向度的人，而是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人。
 
这种人更清楚自己要寻找的生活方向，会思考世界再往前走会出现什么可能，给自己一个超前性的定位。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考虑如何开出自己的花来，哪怕是一朵小蓓蕾，足矣。